周恩来的党性纪念周恩来诞辰周年

来源：昆仑策作者：水石编辑：学长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周恩来同志诞辰周年。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周年。百年沧桑巨变。一个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弱小政党，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成了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是什么支撑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是一批又一批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奉献，不怕牺牲，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杰出代表。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忠诚于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建立了卓著功勋。他展现的坚强党性、崇高风范，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楷模，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典范。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周恩来入党后，就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年，他12岁时离开家乡，先是到东北的铁岭、沈阳读书，后又转到天津求学。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家破败不堪。有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帐，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少年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此后，为了救国救民，周恩来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东渡日本，留学法国，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临行前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并给同学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年冬，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为的是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反复的推求比较之后，周恩来于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入党不久，从国内传来觉悟社社员黄爱被湖南军阀杀害的消息，他悲愤地写信给觉悟社：“黄爱的这个死耗彻底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我相信我将不会辜负死者。”“我认定的主义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在信中还附有《生死别离》一诗，诗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别了，牵肠挂肚；死了，毫无轻重，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从此，他以崇高的共产主义为其毕生的信仰追求，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旗帜是需要以鲜血来染她，共产主义前途是不可坐等而来的。要把共产主义远大方向落实在具体的路线和策略中，而这种路线和策略应当是符合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如他当初旅欧时所强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因此，他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共产主义实现的急躁情绪，把明天的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另一种是忘掉了共产主义方向，忘掉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针，迁就或同化于人家，犯右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民主革命早期，周恩来就指出：“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提出了近似当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即：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性，指出：“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忘记了大方向的共产党员，当然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以年月计，实际上“现在不好‘算命’。”因此，脱离了党在特定阶段下的现实路线的共产党员，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从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历程，其间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胜利的喜悦、也有挫折和委屈的苦闷，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沉沦了。周恩来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百折不挠，遇挫弥坚。年1月，周恩来在病危弥留之际，让夫人邓颖超给他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组歌》唱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满怀深情地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做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党性的核心。周恩来担任中共执政的首位政府总理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始终牢记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服务员。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作决策，处理事情。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他的一些讲话、主持起草的报告和有关论著中，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时刻不忘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作为考虑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点。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但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周恩来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观点。反对只顾当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费，也反对不顾人民当前需要，束紧裤带搞建设。他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看，还是从近期利益看，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无论何时何地，两者均不可偏废。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经常性的和根本性的任务。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的生活，并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斗，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为此，周恩来曾作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周恩来在任期间，领导编制了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坚持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国家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统一起来。 　　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饭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操心最多。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他高度 　　他说：“就拿我来说，几十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过去的经历，听者莫不感动。不少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忆说：“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来从入党之日起就终身自觉坚持党性修养，按照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品德，从不搞特殊化。建国以后，环境变了，条件好了，权力大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用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和“绝不当李自成”的讲话警示自己和部属，不忘入党的初心，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把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旁观者清，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周恩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自觉严格地遵守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防微杜渐，及时改正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对干部公开，而且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及青年人讲，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有人要求总理写本书时，他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过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犯过的错误，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 　　周恩来始终自觉地坚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他带头不做。他在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无论人前人后，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按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在处理好“名”“权”“利”的问题上，为全党做出了榜样。他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怀敬畏之心。他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在国家经济还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不允许修建政府办公大楼，不允许翻修他住的西花厅。他退回家乡人送来的土特产，并附上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他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过“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给自己的亲属立下“十条家规”，不允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特殊身份谋取利益。他让侄子带头下农村，让侄女带头支边。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夫人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坚持自我改造，使他不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现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在深入发展，我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上。我们要铭记党的光荣历史，继承发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奋斗，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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