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逆袭之旅从偏远山村到名校博导，

1分钟看点速读论坛君：在回顾学术生涯的时候，作者称自己是“先天不足而后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从一位家境贫寒、从小与泥土和竹木打交道的农家子弟，初入大学茫然不知所措，甚至不会使用银行卡、电话卡，到最终成为名校博士、大学博导、知名教授，他的奋斗经历堪称一部正能量传奇。曾经“土得掉渣”，曾经“十分焦虑”，当作者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痛下决心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便开始有意识地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他选择了更积极的学习方式，努力从知识的汲取中排除内心的焦虑、不安、寂寞和无助，也从中找回信心、新的希望与再次拼搏的支点……

本文来源：学术与社会

作者简介郭台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曾经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现代哲学》、《公共行政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著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一、博士前传：艰苦的蜕变

我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人。我出生于距离县城60多公里的偏远山村，家道贫寒，从小与泥土和竹木打交道。由于距离村里唯一的小学较远，经常逃学旷课，成绩太差，小学读了七年才毕业。

除了课本之外，我只看过小人书，记得小时候特别羡慕别人家的纸和书，总想全部“捎”回家藏起来独乐乐。童年时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所谓的四大名著，梦想就是走出精神与物质都很贫瘠的山沟沟。到了初中阶段才开始意识到，读书是实现梦想的唯一出路。由于没考上中师，只能去一所距离县城同样60公里之远的农村中学读高中。

直到20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去县城——为了参加高考。第一年没有考上，父母兄弟允许我补习一年。年我以建国后村里第三个大学生的荣誉，考上了本地区的师范专科学校，专业是英语。

三年大学学习英语专业，所设课程必然全是与英语及其中学教学有关的内容，仅有的中文课程也是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让我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古今中外的经典阅读和写作，不了解各种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甚至没有所谓思想与理论的意识，从来不思考形而上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

上大学后，我被太多闻所未闻的东西震住了，不知所措，就像一个饱受饥饿之苦的恶狼，突然掉进一个有各种美食的洞里，不知吃啥，也像一个长期渴望进城的乡下孩子一样，来到一个琳琅满目的超大型商场，不知买啥。结果是，一开始就被师兄师姐拉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找到归属感、成就感与虚荣，后来就成为社团精英，但也荒废了专业学习。由于没有就业压力，挂科也没啥影响，所以导致我专业基础不扎实，思维没有开化，视野不开阔，稀里糊涂毕业了，接着就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任教英语。

在中学任教时期，除了备课和上课，就是打球和打牌，没有安心学习，也从来不思考未来。经过一年起早贪黑、疲惫不堪的繁忙工作之后，一种无聊感和无意义感开始涌向心头，觉得这样一辈子在中学里混，可能娶媳妇都很困难，怎么可能回报曾经对自己殷切期待的家中父母与诸兄弟呢？这时候才开始思考改变现状的问题。

恰好，在年暑假，远在几百公里之外工作的堂兄郭忠华来信，说他已经考上厦门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劝我也可以尝试一下，顺便寄来他的复习资料和笔记。这样，我开始燃起了改变现状的希望，随即开始了新一轮改变命运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重新进入到高考前的那种拼搏状态，复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所需内容。

然而，那时候信息闭塞，一个学校只有一两部固定电话，我不知道何谓专业书籍，也没有时间阅读，更怕同事和领导知道，只有一个人偷偷躲在房间，挑灯夜战。自己只有高中政治和历史教科书的认知水平，常常不太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但还是凭着改变命运的期待和毅力，切割与外界无益于复习的社交关系，天天死记硬背几本指定的参考书和英语单词，做大量的相关试题。

就这样，在校领导压制、同事钦佩、家人与学生支持的氛围中，经过几个月如火如荼的复习后，参加入学考试。总分上了线，却因公共政治差一分而落榜。但这次尝试让我重拾信心，第二年也就是年，我如愿以偿考上厦门大学研究生，但那一年我已经27岁。

如果高考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使我脱离了父辈那种农耕劳作的乏味生活，可以吃上“皇粮”，那么，考上研究生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升华，从此有机会进入知识世界，遨游于哲学、历史、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海洋，享受其中斑驳陆离的无限魅力。虽然刚开始似懂非懂，但足以让我赞叹人类知识对人世间甘苦酸甜的深刻洞察。

然后，进入厦门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土得掉渣，不知道如何使用学校基本生活用品，包括银行卡、公交卡、电话卡、饭卡、电脑、上网等。更不用说，上专业课时那种因什么都不知道而造成茫然不知所措的痛苦感受，甚至公共英语的课堂也使自己出身英语专业的自豪感也洗涮得一干二净。自己完全类似于一个刚入学的大学生，但年龄上却已经大出近十岁，内地与沿海、乡村与城市之间在各方面的强烈反差在我这里瞬时展现，我完全没有了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那种新鲜感与兴奋感，反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自卑感涌上心头。

由于之前根本不知道学科分类的高低贵贱，到学校才了解到我所学的专业名称是中国特色的，而且是全世界最长的，即“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同学和老师眼里，这个专业低人一等，似乎专门为我这种同等学历的、以此作为人生职业“跳板”的人而准备。因此，我一开始就是以“边缘人”的另类身份出现在名校的校园里。在随后三年里，每当被问到学什么专业时，我都不敢说实话，但自己也开始下定决心要甩掉这个似乎“污名”的帽子。

所幸导师是陈炳辉教授，他治学非常严谨，扎实，为人真诚。他师承的邹永贤老先生开辟了国家学说史的研究传统，所出版的多卷本《国家学说史》在全国政治学界曾颇有影响。这是厦门大学政治学在八十年代奠定的国家理论研究传统。这个传统的特点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基础，以人物思想研究为底线，围绕国家学说这个主题，把西方政治思想家的相关理论集中在一起，构成为学说史的研究主线。这个传统培养了一批如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政治学界的知名学者，当然也让我有机会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

显然，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大龄学生缺失主流大学科和核心课程的系统性和规范性，更没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陈炳辉教授很了解我这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从来没有在学习上对我提过任何要求，只是让我自己想办法恶补本科阶段必备的理论知识，为每一次研究生课程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即使如此，我都无法达到。因为自己毫无基础知识的积累，看不懂所指定阅读的文献，听不懂老师所说的经典人物和专业术语，更不用说参与课堂的讨论。这种学习状态真是让我痛苦不堪。原本很活跃的我，却难以融入到同学们的轻松氛围中，性情变得古怪，沉默寡言，异常敏感，怯弱，不想与任何人打交道，喜欢独来独往，自感到与厦大名校这种浓厚的人文环境似乎格格不入。

经过半年痛苦煎熬的生活与学习体验之后，我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粗俗和无知，下决定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更积极的学习方式。在春节假期结束后，我开始泡图书馆、阅览室，试图在书的海洋里排除内心的焦虑、不安、寂寞和无助，也想从中找回信心、新的希望与再次拼搏的支点。

此后的研究生阶段，我基本是在图书馆度过。只要在学校，每天都保持食堂、寝室和图书馆“三点一线”简单而充实的生活节奏。每天至少有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呆在阅览室。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想恶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业知识，但每天都至少保证看几个小时。由于太缺乏历史、哲学等相关知识的铺垫，很多知识都只是照着书本摘抄到笔记本上，然后再囫囵吞枣。

我还学同班“学霸”省吃俭用狂买专业书，即使看不懂，但放在书架上睡觉也更踏实些。我东施效颦，模仿他们在书上写眉批和评论，还闹出许多笑话。最有印象的是，在看施特劳斯撰写的《政治哲学史》时，在“柏拉图”那一章的结尾处做了一个至今令人贻笑大方的批注：“作者严重的唯心主义立场，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尽管如此，一个学期下来，我还是坚持看完全书的上下卷，并在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继续详细阅读完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上下卷，摘抄了两大本笔记本。对这两本书的阅读使我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脉络有了初步了解，并且，用这两本教材的知识体系来与同学交流，也得到了不少认可，增长了少许自信，稍有掩饰内心的强烈自卑感。同时，以这两本经典教材为主线，我还进一步尝试翻阅其中提到的一些经典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包括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十几个人以及几十本经典著作，还囫囵吞枣地读过当代前沿理论家的相关著作，包括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桑德尔、吉登斯。

政治思想史长河的博大深厚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深刻启示，类似于笛卡尔所谓的“直觉”或“神启”。这一年“补课”更使我迫切意识到，不能直接就业，需要继续攻读博士，否则这种难得的“神启”可能经不起世俗的滔滔江水激荡，自己将可能重新回到被蒙蔽的状态。同时，忠华兄刚考上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这种现实的可行性与便利又强化了我继续搏击的意识，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勇气。所以，在研二下学期后，我就开始转入考博节奏，基本每天都在图书馆里，按照考博对公共英语和两门专业课程的要求，展开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全面提升。

然而，毕竟是自学，缺乏系统学习相关的核心课程，更没有相关知识的积累与铺垫，对许多思想与理论都只是一鳞半爪的皮毛了解，似懂非懂，更谈不上自己的独特见解。自己缺乏对20世纪政治科学的了解。记得在博士考试面试时，胡雨春老师问，是否了解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路逊?派伊，我听成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这让大伙儿一团雾水，笑掉大牙，就像硕士生复试时陈炳辉老师问“君权神授”，我听成“军权闪烁”一样。

我没受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训练，一直以为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全部，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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